在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之前，夏代是否存在曾是史学界的争议焦点。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开放，以扎实的考古实证，不仅证实了夏代的真实存在，更重构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叙事，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间定格在距今 3800 年前，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关键空白。
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构建了完整的文明证据链。宫殿建筑群的发现，证明了夏代已经形成成熟的王权象征体系 ——1 号宫殿基址面积达 9500 平方米，布局严谨、规模宏大，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宫殿建筑，彰显了王权的集中与威严。大型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礼器，包括鼎、爵、斝等，不仅数量众多，更形成了规范化的礼器组合，标志着 “礼治” 社会的形成，而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，也印证了夏代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。
绿松石龙形器、玉璋、玉钺等礼仪用器的出土，进一步揭示了夏代的精神世界与等级制度。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，将华夏民族 “龙崇拜” 的历史追溯至夏代，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象征；玉璋作为重要的祭祀礼器，其流传范围覆盖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甚至东南亚地区，证明二里头文化已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文明核心，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辐射。这些考古发现共同证明，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形态、城市规划、礼制体系、文字雏形等文明要素，标志着华夏文明从邦国时代迈入王朝时代。
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对这些考古成果的活化展示，让公众直观感受华夏文明的悠久与厚重，改写了 “中原中心论” 的传统认知，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 “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” 的伟大进程。